关志豪与潘晓讨论幕后

1980年5月，《中国青年》杂志发表了署名潘晓的来信《人生的路啊，怎么越走越窄……》，引起了一场朝野关注的大讨论。2008年6月，我曾采访前《中国青年》社长兼总编辑关志豪先生，请他回忆讨论经过，他向我讲述了一些幕后情况：

当时，批见利忘义。群工部有一个编辑拿来35封信给我看了，都牵涉到人生的问题。问我：“能不能从人生观来谈这个问题？”我同意了。我觉得，这是一个总开关，人生观如果弄不明白，消极情绪就转过不来。

我们派编辑马笑冬、马丽珍出去，开了一系列座谈会。当时，北京第五羊毛衫厂有个女工叫黄晓菊，北京经济学院经济数学系有一个男生叫潘祎，他们两个参加的不是一个座谈会，是分别参加的座谈会，都提出了值得重视的问题。特别是黄晓菊，她讲了自己的人生苦闷，第一句话就说：“我只有23岁，花样年华，但是我觉得我已经走到人生的尽头了。我相信组织，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，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。我求助友谊，可我的一个好朋友，竟把我跟他说的最知心话全部悄悄写成材料，上报给领导。我寻找爱情，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，他父亲受‘四人帮’迫害，处境很悲惨。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扑在他身上，用我自己受伤的心去抚摸他的创伤。可是没想到，‘四人帮’粉碎之后，他翻了身，从此不再理我。”黄晓菊说：“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，任何人，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，都是主观为自我，客观为别人。太阳发光，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，照耀万物，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。所以我想，只要每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，那么整个社会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的了。”这是她的一个核心观点。

1980年第五期发表的这封来信叫《人生的路啊，怎么越走越窄……》。是马笑冬提炼的，经历基本是黄晓菊的，吸收了潘祎一些观点。署名潘晓，在黄晓菊和潘祎的名字中各取一字。我们是作为思想典型来做的，不是人物典型。

这篇文章出来以后，反响之大，我们也没想到。那些日子，邮递员一麻袋一麻袋往我们这里送信，一共有6万多封群众来信。后来，这些来信都烧掉了，也没有经过社会学的方法的分析处理，非常可惜。我觉得，这是非常珍贵的青年思想史资料。很多我内容都可以背出来。青年讲：“你们对我们进行全红教育，把我们关在小屋子里头，开了一个小窗户口，窗户口都放的是鲜花，让我们看出去外部世界全是鲜花。但是，当我们走出这间屋子，不是这么回事，我们连寻找鲜花的勇气都没有了。”有的说，“这是一颗真实的，不加任何伪装的信号弹，赤裸裸地打入生活。”有的说:“我第一次在别人那里听到自己心中的歌。”武汉一个青年说: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由热烈憧憬理想、追求革命，到在生活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，进而转入苦闷、彷惶，这几乎成为共和国诞生后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必经的历史过程。”当时，BBC等外国通讯社也发了我们的消息，外国一些专栏作家也来访问。新华社、《人民日报》刊登了有关讨论的信息，《中国青年报》也开展了相关的讨论。

5月下旬，胡乔木的秘书乔虹给我打电话说：“乔木同志对这个讨论很感兴趣，要到你们编辑部来。”我说：“欢迎啊！”胡乔木还要把胡启立找来，胡启立当时在团中央书记处管宣传。

6月18日下午，胡乔木和胡启立都来了，就在我们编辑部，整整谈了两个小时。我说：“乔木同志，我认为主观为自我，客观为别人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，两者统一是主要的。”乔木说，“一个人主观上为自己，客观上为别人，在法律上、经济上是允许的。在工厂劳动，劳动得好，得了奖励，受了表扬，他也为社会增加了利益。他可以是一个善良的公民。他客观上为了别人的，因为他做的不是坏事，不是损人的，对上述这种人不能耻笑，不能否定。”对“主观为自我，客观为别人”这个命题，不是批的问题，这个很清楚。他谈话的文字还在。乔木最后说：“你们要放开。”因为我们的第六期不敢太放开。提倡大公无私，毫无自私自利之心，这些东西是毛泽东讲的，我们脑子里还有，怕触犯这个东西。为此，我们发了一篇反对文章，《主观为自己，怎么客观还能为别人？》不同意的意见也发出来了。乔木说：“你们这样搞不行，这样搞的话，青年心就凉了。”当时有青年说：“我们就怕你们是个圈套，引蛇出洞，我们太害怕了。”这个青年讲得很深。乔木说：“你们还要放开，你们还要叫潘晓登场，他们会通过比较来选择。”胡乔木真是讲得挺好的，我们很受鼓舞。最后，胡乔木跟我们全体合影，肯定了我们的工作。这件事一下子就传开了，胡乔木来编辑部，不得了了，中宣部都找我去介绍经验。

这个时候，下面也特别的热闹。人们都在问：“潘晓到底是谁？”有的青年说：“我就是潘晓。”当时，寄来的不仅有信，还有实物，有花，有笔记本，有钢笔；有人寄钱来，作为基金。电视台非要采访潘晓不可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要是说，这是思想典型，不是人物典型，又怕人家说造假，闹了半天，是你们自己编出来的。真是很矛盾，最后我拍板，让一个副总编带上黄晓菊和她工厂的支部书记上了电视台，这就变成了人物典型。

黄晓菊上了电视台以后，《工人日报》发了一个内参，叫《邻居眼中的潘晓》，说潘晓对奶奶或是姥姥不好，“主观为自己”是做到了，“客观为他人”还差得很远。我心里想，本来她就不是一个先进典型，也不是落后的典型，而是一个现实的典型。这个内参送到耀邦那里，耀邦就批：“请有关部门查查这件事，报刊、电视台有猎奇的思想，没有解决好。”耀邦的“猎奇”两个字把我们毁了。在中宣部的通气会上，耀邦批的东西在好多单位都发下去了。

我不是那种他说是我就说是、他说否我就说否的人。我让有关同志以编委会的名义写了一个报告，讲这场讨论怎么经过准备，从1978年的5月就接触了这个问题，让刘心武写了《醒来吧，弟弟》，一直到1980年，准备了将近半年的时间。我们为什么要做这场讨论？打算怎么引导这场讨论？最后我加了一句话：希望耀邦同志今后不要就未经核实的材料，作带实质性的批示，以免和实际情况脱节。

耀邦是个好人，我就给他提了这么个意见。这个消息一传出去以后，有人就打电话来了，说：“小关啊，你知道吗，耀邦要当总书记了。”我说：“我知道耀邦要当总书记，我给总书记提个意见也是正常的吧？”说心里话，我接受不了这个批示，等于立即给这场讨论判了死刑，你就乖乖的检讨吧。我当时觉得很痛苦，我们就是让青年倒一倒心里的酸水，这与引导青年向前看是一致的。后来，我给耀邦的秘书打了一个电话。我说：“耀邦看了我们的意见，有什么反应？”他说：“耀邦没说什么，就是在你这句话下面，用红笔画了以后，叫我保存好。”

我在团中央工作14年，耀邦这个习惯我是知道的。当年，他有想要我给他当秘书的意思。他为准备第二次全国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要外出搞调研，两个秘书都不带，叫组织部让我去了。出去以后，一天一个县地跑调查，到了那里就称我“关秘书”，让我给他弄材料。耀邦有什么习惯呢？比如到了孝感，就让我到图书馆把孝感县志看了；到了麻城，把麻城的县志看了。我看了县志回来汇报，麻城为什么叫麻城？有过什么名人？有过什么诗句？有什么名产？有什么河流？他有这个习惯。到了晚上了，县委书记来了，他就说：“小关，你再谈谈历史。”我知道他有这个习惯。他出去做报告，就对我说：“你觉得有意思的地方，给我画红线。”耀邦当时我接触比较多。到河南一起出差的同志去看常香玉的演出，剩下我们两个人，去到他住的地方，他给我吃了个苹果，然后就聊。

当时，耀邦如果找我们谈谈就好了，一下子就说我们是“猎奇”，真是挺突然的。这不要紧，乔木的态度后来也变了，说《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》标题就是消极的。在我看来，这场讨论不是消极和积极的问题，它代表了一代青年心中的呐喊和苦闷。这场讨论从1980年5月开始，持续了将近一年的时间。最后，有人说，“看他怎么收场？”我说：“怎么收场？实事求是地收场。”最后发表了一篇《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》。

1983年1月，潘晓讨论结束不久，我就调走了。清污的时候，邓力群要把潘晓讨论说成精神污染的典型，要批判。报告送到耀邦手里，耀邦又批了：“此事已经过去，我们有一些同志心是好的，此事不需要大事折腾了。”有人说这是为极端个人主义开绿灯，是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系统化、理论化。“主观为自我，客观为别人”在逻辑上讲不通，是剥削阶级利己主义的变种，要把“潘晓讨论”作为精神污染的典型进行批判。叫耀邦同志给压下了。

胡乔木先支持，后否定；胡耀邦先质疑，后保护，让关志豪颇为感慨。他离开《中国青年》后，总算在法律出版社总编辑和《法制日报》社长岗位上安全着陆。

关于潘晓的讨论已经过去了四十年。后人回顾改革开放历程，终于给这场讨论做出了积极的正面评价。在中国，组织一场让人敞开心扉的讨论，是多么不容易啊！